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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佳文共赏】【邸永君】中华金玉文化考略  

2013-07-11 12:41:50|  分类: 【人物】【邸永君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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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九鼎到传国玉玺——中华金玉文化考略
 
【佳文共赏】从九鼎到传国玉玺——中华金玉文化考略 - 屠尔佳哈 - 孝 爱 会

 摄于国家博物馆

 

古代中国,最高统治权之确立,常带有神秘色彩,往往需要一种具像化的器物,以作为正统合法的象征。因在先人心目中,自然万物与人一样,皆蕴涵着固有的生命潜能与灵性。这就是所谓“万物有灵”的观念。而作为生命本源的“灵性”和神秘的生命力,则弥漫于各类物质之中,通过与人类的接触、感应,与人相互渗透和交流。这是处于原始宗教阶段的信仰模式。在这种宗教情结的驱驶下,先民们努力营造出一种充满灵性的神秘氛围,其具体体现便是将各种形象再现于制器,以象征上苍权力的至高无上。在此过程中,吉金(即精美的青铜器)和美玉逐渐脱颖而出,分别承当过十分重要的角色。而金属铸造技术成熟较早,各种器皿多有铸造而成者。作为最高权力象征的九鼎,也就应运而生。


    一、九鼎传说
   

鼎原本是古代烹饪之器的一种,用以炖煮和盛放肉食。鼎内置物,鼎下足间举火,功能与现在所用的锅无异。“鼎”字属于象形字,经过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、隶书直至当今的楷书,仍保留着鼎的形体特点,拥有深厚的文化内涵,带有浓重的活化石色彩。据许慎《 说文解字》,鼎,三足两耳,和五味之宝器也。而出土的古鼎可以证明,三足圆鼎确实是通用形制,但也有特例。比如著名的“司母戊鼎”,就是四足方鼎。最初的鼎,是由黏土烧制而成,属于陶鼎;后来因铸造技术的进步,青铜鼎逐渐成为主流。鼎也终于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典型器物,曾长期被视为立国重器,象征着国家的威仪和权力。同时,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。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,以旌表功绩,记载盛况。 
  

以鼎为祭器或礼器的作法,源远流长。礼仪源于先民的风俗习惯,礼器则脱胎于生产生活用具并予以升华,鼎随之也就从当初的炊具被赋予了神圣的职能。据《墨子?耕柱》,早在夏启之时,鼎已被作为祭器或神器。另据《说苑?君道》记述,商时,大旱七年,汤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,天大雨,表明商代同样以鼎为礼器。在殷墟甲骨文中,求雨用鼎之记录不止一处。周代,重大祭典上重要祭品也被放置于鼎中。《逸周书?世俘》载,武王灭商后,返宗周告庙献俘,杀祭商重臣百余,将人头放在鼎中,由参与祭祀的“小子”、“邦君”奉上祭台。
   

夏商时期,等级制度不断发展。鼎作为祭器,同时也承当着等级标志物的角色。至周代,等级制度即所谓礼制繁琐而严密,各种礼器的使用因贵族身份等级不同而有严格的规定,用鼎制度更占有核心位置。据《春秋公羊传》载,桓公二年“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”。汉何休《注》云:“天子九鼎,诸侯七,卿大夫五,元士三”。随着用鼎制度的确立,鼎成了权力的信物,而“九鼎”则为最高权力的象征。
   

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,几乎是家喻户晓。但确切的文字记载,则较为晚近,最早见于成书于春秋时期的《左传》。宣公三年(公元前606年),楚庄王兵至伊川伐陆浑戎,后至洛水,在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。周定王无奈,遣大夫王孙满去慰劳,楚王借机询问九鼎之大小轻重。王孙满道:政德清明,鼎小亦重;国君无道,鼎大亦轻。周王朝定鼎中原,权力天赐,鼎之轻重不当询问。楚王问鼎,大有觊觎周王朝天命而代之的不臣之心。以致其后 “问鼎”专指图谋篡夺王位的图谋。
   

在其后行世的《战国策?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》记载,秦临周而求九鼎,周君患之,以告颜率,率请东借救于齐。至齐谓齐王曰:“夫秦之为无道也,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,周之君臣,内自画计,与秦,不若归之太国。夫存危国,美名也;得九鼎,厚实也。愿大王图之。”齐王大悦,发师五万人,使陈臣思将以救周,而秦兵罢。齐将求九鼎,周君又患之。颜率请东解之。颜率至齐谓齐王曰:“周赖大国之义,得君臣父子相保也,愿献九鼎,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?”齐王曰:“寡人将寄径于梁。”颜率曰:“不可。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,谋之晖台之下,少海之上,其日久矣。鼎入梁,必不出。”齐王曰:“寡人将寄径于楚。”对曰:“不可,楚之君臣欲得九鼎,谋之于叶庭之中,其日久矣。若入楚,鼎必不出。”王曰:“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?”颜率曰:“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。夫鼎者,非效醯壶酱甀耳,可怀挟挈以至齐者;非效鸟集乌飞,兔兴马逝,漓然止于齐者。昔周之伐殷,得九鼎,凡一鼎而九万人輓之,九九八十一万人,士卒师徒器械被具,所以备者称此。今大王纵有其人,何途之从而出?,臣窃为大王私忧之。”齐王曰:“子之数来者,犹无与耳。”颜率曰:“不敢欺大国,疾定所从出,弊邑迁鼎以待命。”齐王乃止。这是记载九鼎最为详细的一则文献资料,但描述其规制之大,令人难以确信。
   

春秋时代,礼崩乐坏,诸侯群起,逐鹿中原。前述楚庄王之“问鼎”,秦王之“求鼎”皆是对最高权力的觊觎;而周王为自保,便不断神化“天子九鼎”,经御用文人前仆后继的加工创作,使九鼎最终成为大禹所铸,三代相承之宝器,被蒙上一层层神秘色彩,且不断向细节深化。《左传》中便有涂山大会的记载。禹大会诸侯于涂山,诸侯各带朝贺礼物,大国献玉,小邦献帛。后各方诸侯复来阳城献“金”,“金”即青铜。九州所贡之铜年年增多,大禹便受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启发,将各方诸侯进献之金,铸成九鼎。一州所贡之金用来铸本州之鼎,并将州内山川形势与各种奇异禽兽、神怪等一并铸于鼎上。五年后,九鼎成,即冀州鼎、兖州鼎、青州鼎、徐州鼎、扬州鼎、荆州鼎、豫州鼎、梁州鼎、雍州鼎。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,象征中枢。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,借以显示禹为九州之主,天下从此一统。九鼎继而成为“天命”之所在,是君权至高无上、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。大禹将九鼎称为镇国之宝,各方诸侯来朝见时,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。从此之后,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。后夏朝为商所灭,九鼎迁于商朝的都城毫邑。商朝为周所灭,九鼎就迁于周镐京。后成王在洛邑营造新都,又将九鼎安置在洛邑,谓之定鼎。这就是所谓“鼎在国在,鼎失国亡”。九鼎作为镇国之宝、传国之鼎传徙三代约二千年。无论朝廷还是民间,“禹铸九鼎”的神圣性已不容置疑。
   

至西汉时,司马迁采当时流行说法予以总结归纳,《史记?孝武本纪》载:“禹收九牧之金,铸九鼎。皆尝鬺享上帝鬼神。遭圣则兴,鼎迁于夏商。周德衰,宋之社亡,鼎乃沦没,伏而不见。” 秦昭襄王时,“秦灭周,周之九鼎入于秦。或曰宋太丘社亡,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”。可见,在周末战火频仍的混乱中,九鼎神秘失踪,成为千古之谜。
   

秦始皇时,命制传国玉玺,君权信物已由金转玉,但其仍思得九鼎。《史记》载,秦王政二十六年(公元前221年)过彭城,斋戒祷祠,欲出周鼎泗水,使千人没水求之,弗得。至汉时,文帝十六年(公元前164年)方士新垣平云“周鼎亡在泗水中,今河溢通泗,汾阴有金宝气,周鼎要出现,要在汾阴南,临河建庙迎周鼎”。后新垣平因诈称“金宝气”等事发被杀,并株连其家室宗族。但武帝即位以后继续迷信鬼神,方士们在新垣平鼓吹迎取周鼎五十年后,诈称汾阴出土宝鼎,献于武帝,武帝大赦天下,改元元鼎。
   

秦皇、汉武未得到九鼎,其后帝王便不再继续寻觅,却每有仿铸之议。据《资治通鉴》载,武则天神功元年(公元697年),夏四月铸成九鼎,徙置通天宫。豫州之鼎名曰永昌,髙一丈八尺,受千八百石;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梁、雍八鼎,各有其名,髙一丈二尺,受千二百石,各写其州山川物象,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二十一斤。《宋史》记载,宋徽宗崇宁三年(公元1104年)用方士魏汉津之说,备百物之象,铸九鼎,翌年鼎成。取九州水土内鼎中,置于九成宫;政和七年(1117年)后又用方士言,铸神霄九鼎。翌年鼎成。曰太极飞云洞劫之鼐、苍壶祀天贮醇酒之鼎、山岳五神之鼎、精明洞渊之鼎、天地阴阳之鼎、混沌之鼎、浮光洞天之鼎、灵光晃耀炼神之鼎、苍龟火蛇虫鱼金轮之鼎,奉安于上清宝篆宫神霄殿,钦宗靖康二年(1127年)金人大举入侵,北宋帝后及宫中之物一并被掳。后无下文。
   

二、传国玉玺
   

秦以后,九鼎之地位被传国玉玺取代。传国玉玺又称传国玺,唐武则天时又改称传国宝,为秦以后历代帝王相传之印玺,乃奉秦始皇之命所镌。其方圆四寸,上纽交五龙,正面刻有李斯所书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八篆字,以作为皇权神授、正统合法之信物。嗣后,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,奉若奇珍,国之重器也。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,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。据《南齐书?舆服志》载,传国玺,秦玺也。晋中原乱没胡,江左初无之,北方人呼晋家为“白板天子”。此后,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,则被讥为“白板天子”,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。由此便促使欲谋大宝之辈你争我夺,致使该传国玉玺屡易其主,辗转于神州赤县凡二千余年。然终于销声匿迹,至今杳无踪影,辄令人扼腕叹息。
   

“传国玉玺”就材于“和氏之璧”。春秋时,楚人卞和在山中得一璞玉,献与厉王。王使玉工辨识,云为石也。王怒,以欺君罪刖卞和左足。后武王即位,卞和复献玉,仍以欺君罪再刖右足。及文王即位,卞和抱玉坐哭于荆山之下。文王遣人问询,曰:“吾非悲刖也,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,贞士而名之以诳。”文王使良工剖璞,果得宝玉,因称和氏璧。威王时,相国昭阳灭越有功,王以此和氏璧赐之。旋昭阳在水渊畔大宴宾客赏璧,是时有人大呼:“渊中有大鱼!”众人乃离室临渊观之,回席后和氏璧竟不翼而飞。当时疑为门人张仪所窃,于是拘仪而严加拷问无果。张仪受此凌辱,怀恨在心,便一气之下,离楚入魏,再入秦,秦惠文王后元十年(前315),拜为秦相,乃游说诸国联秦背齐,复以使节身份入楚,瓦解齐楚联盟。后拘怀王,克郢都,尽取楚汉中之地,终于得报此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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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此璧为赵国太监缨贤所得,旋被赵惠文王据为己有。秦昭王闻之,“遗书赵王,愿以十五城请易璧”,当时秦强赵弱,赵王恐献璧而不得其城,左右为难。蔺相如自请奉璧至秦,献璧后,见秦王无意偿城,乃当廷力争,宁死而不辱使命,并以掷璧相要挟,终致秦王妥协,得以“完璧归赵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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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王政十九年,(前228),秦破赵,得和氏璧。旋天下一统,嬴政称始皇帝。命李斯篆书“受命于天,既寿永昌”八字,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之璧精研细磨,雕琢为玺。传国玉玺乃成。据传,秦王政二十八年(前219),秦始皇乘龙舟过洞庭湖,风浪骤起,龙舟将倾,秦始皇慌忙将传国玉玺抛人湖中,祈求神灵镇浪。玉玺由此失落。而八年后,华阴平舒道有人又将此传国玺奉上。自是,其随江山易主凡不下十数次,尽尝坎坷流离之痛楚。

 秦子婴元年(前207)冬,沛公刘邦军灞上,秦王子婴跪捧玉玺献于咸阳道左,秦亡。传国玺得归刘汉。西汉末年,外戚王莽篡权,时孺子婴年幼,玺藏于长乐宫太后处。王莽遣其弟王舜来索,太后怒而詈之,并掷玺于地,破其一角。王莽令工匠以黄金补之。及莽兵败被杀,禁卫军校尉公宾得传国玺,趋至宛,献于更始帝刘玄。更始帝刘玄三年(公元25),赤眉军杀刘玄,立刘盆子。后刘盆子兵败宜阳,将传国玺拱手奉于汉光武帝刘秀。至东汉末年,宦官专权。灵帝熹平六年,袁绍入宫诛杀宦官,段珪携帝出逃,玉玺失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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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献帝时,董卓作乱。孙坚率军攻入洛阳。某日辰时,兵士见城南甄宫中一井中有五彩云气,遂使人入井,见投井自尽之宫女颈上系一小匣,匣内所藏正是传国玉玺。孙坚如获至宝,将其秘藏于妻吴氏处。后袁术拘吴氏,夺玺。袁术死,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,时曹操挟献帝而令诸侯,至此,传国玺得重归汉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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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献帝延康元年(公元220),献帝被迫“禅让”,曹丕建魏,改元黄初。乃使人于传国玺肩部刻隶字“大魏受汉传国玺”,以证其非“篡汉”也,实乃欲盖弥彰。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(公元265),司马炎依样而行,称晋武帝,改元泰始,传国玺归晋。晋永嘉五年(公元311),前赵刘聪俘晋怀帝司马炽,玺归前赵。十九年后,后赵石勒灭前赵,得玺。更别出心裁,于右侧加刻“天命石氏”。。又二十年,再传冉魏,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,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,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(今南京),由此,传国玺乃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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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朝时,传国玺历经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更迭。隋一统华夏,将传国玺收入隋宫。大业十四年(公元618)3月,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(今扬州),隋亡。萧后携太子元德携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。
   

唐初,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,乃刻数方“受命宝”、“定命宝”等玉“玺”,聊以自慰。 贞观四年(公元630),李靖率军讨伐突厥,同年,萧后与元德太子背突厥而返归中原,传国玺归于李唐,太宗龙颜大悦。唐末,天下大乱,群雄四起。唐天佑四年(公元907),朱全忠废唐哀帝,夺传国玺,建后梁。十六年后,李存勗灭后梁,建后唐,传国玺转归后唐。又十三年后,石敬塘引契丹军至洛阳,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,传国玺就此失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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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周太祖郭威时,遍索传国玺不得,无奈镌“皇帝神宝”等印玺两方,一直传至北宋。北宋哲宗时,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玺,送至朝廷。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,认定乃始皇帝所制传国玺。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。至北宋末年,徽宗好风雅,增刻印玺十方,时人有画蛇添足之讥,其实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也。 
   

宋靖康元年(公元1126),金兵破汴梁,徽钦二帝被掠,“传国玺”被大金国掠走,其后便销声匿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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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至元三十一年(公元1294),世祖忽必烈崩。“传国玉玺”忽现于大都,叫卖于市,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。伯颜曾将蒙元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,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。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。
   

元至正二十八年(公元1368),朱元璋在建康称帝,号大明,改元洪武。继而北伐,蒙蒙元廷弃中原而走漠北,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。明初,太祖遣徐达入漠北,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,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,然最终还是无功而返。明清两代,时有“传国玉玺”现身之鼓噪,然皆附会、仿造之赝品。如明孝宗时,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,孝宗认定其为赝品而未采用。至清初时,紫禁城藏御玺二十有五,其中一方即被称作“传国玉玺”。而乾隆时,高宗皇帝颇好考据,钦定其为赝品。但权且以假当真,聊以充数,亦无深究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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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成立,清廷退位,但依优待条件,仍盘踞紫禁城而称孤道寡。直至民国十三年(公元1924)11月,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,此“传国玉玺”复不见踪影。当时冯部将领鹿钟麟等人曾追索此镶金玉玺,至今仍无下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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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是,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、扑朔迷离,“传国玉玺”数隐数现,最终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。皇帝亦淡出中国历史,更无所谓“白板”不“白板”矣。
   

 三、金玉无价
   

从文化学角度言之,九鼎是金文化的极致,玉玺是玉文化之神品,均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。禹铸九鼎虽属传说,但从陆续出土的商代大铜鼎可以确凿证明,至迟在商代,我国就已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,代表着一个重要的文明时代。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“司母戊”大方鼎就是商代晚期的青铜鼎,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。鼎腹内有“司母戊”三字,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铸。此外,大盂鼎、大克鼎、毛公鼎和颂鼎等实物,都是西周时期的著名青铜器。以鼎为主流的青铜器所铸铭文,详细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和册封、祭祀、征伐等史实,使西周时期通用的籀文即大篆文字流传后世,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。金文上承甲骨文,下启秦篆,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。而有铭文的青铜鼎作为金文的载体,也因此更加身价倍增,成为珍贵文物。

 

至今,“一言九鼎”、“问鼎中原”等成语仍在应用,表明九鼎作为一个文化符号,已融入中华传统而不可磨灭。玉文化则将先人对理想道德最高境界之追求,比附于玉之坚洁精美;将高尚人格之砥励磨练,寓之于美玉之琢磨精雕。使玉由单纯饰佩升华为实用、审美与修养三位一体的伦理人格风范之标志。中华文化具有早熟性特征,先秦时期便达到了不可逾越之高峰。而其后文化之扩展,无不是对先秦文化之解读、阐发与稀释,故而绵延至今的金玉文化,万变不离其宗也。这种象征性在清代文学名著《红楼梦》中曾再次予以展示。书中第八回名“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”。云薛宝钗有一金锁,刻有“不离不弃,芳龄永继”;而贾宝玉有一玉佩,刻有“莫失莫忘,仙寿恒昌”。即所谓金玉良缘。不难发现,这是金玉文化在民间层面的存留,曹雪芹明显受到古老的鼎玺文化的启发。
   

综上所述,金文化与玉文化皆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,其间流淌着我华夏先民之灵性;透过历代对九鼎和玉玺的膜拜与追逐,可感悟到其敬天知命的诚挚情怀。而从九鼎到传国玉玺,清晰地展示出金文化向玉文化过渡的过程,材质由金而玉,象征着追求天然高于人工的反朴归真的价值取向;规制由大而小,则体现出天命之作用的式微,人事之作用的提升。而数量由九而一,则体现出最高权力不可分割的集权趋势。二者相互衔接,集中体现了历时数千年孕育出的传统文化之神秘性与象征性,因而具有永恒的珍贵价值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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